一、治校大家

唐 绍 仪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中山县人。北洋政府首任内阁总理。1901——1902年为官办山东大学堂首任校长。

从大学校长到内阁总理

1901年（光绪十十七年），山东办起了第一个“洋学堂”。这年10月，济南泺源书院（今百货大楼对门）门口挂出了一块校牌：“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的前身就这样诞生了。
山东大学堂第一批学生300名，分正斋、备斋等类。1904年（光绪三十年），又在杆石桥西路北一顷40余亩，修建了2700多平方的校舍，930多平方的操场。同年冬季迁入新址，学校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并在藩库税契项下拨款白银8万两，作为常年经费。这时的学生分为正科一、二、三类，学制三年。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又将正斋、备斋改为预科。1910年（宣统二年），增设附中。1912年，学校又改名为山东高等学校。1914年（民国三年），学校停办，校舍和部分师生转入6个专门学校。
山东大学堂首任校长唐绍仪，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复杂的人物。他1860年生，广东中山县唐家湾人。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从小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1874年（14岁）赴美留学，由中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学文科。1881年被召回国，以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为当时在朝鲜任职（相当于商务代办）的袁世凯所赏识，调任西方翻译。1894年，袁世凯奉调回国，唐代理袁在朝鲜的职务。1900年3月，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唐又到岽，办理外交和商务，后又筹办山东大学堂并任校长，对买卖人高等教育发展起了首创作用。
唐绍仪任山东大学堂校长不到一年，后任校长为周学熙、方燕等人。
唐绍仪的经历是复杂的，武昌起义后当过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1912年，袁窃取总统职位后，唐绍仪为首任内阁总理。后因他与袁有矛盾，愤而辞职。唐绍仪在1912年经孙中山同意，加入同盟会；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任财政部长。1932年，他还兼任中山县县长。曾任过内阁总理，后又甘当县长，这种能上能下的精神，在当时被传为美谈。毛泽东也曾于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水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过唐绍仪，并说，“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0页）毛泽东对唐绍仪的这种能上能下的精神给予了赞扬。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所杀。唐绍仪是山东大学校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山东大学堂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那时的新不、思潮在国内还未广泛传播。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不少封建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今天的青年人看业，简直不可思议。首先，那时的师生，除外籍教师和留学生外，不仅身着长袍马褂，还拖着一条长辫子。其次，1901年校长称管理总办，1904年改称监督，直到1912年（民国二年），才改称校长。当时的教员称教习。第三，当时的学堂只有男生，不收女生，民国以后才有女校，但开始还不能男女同校，重男轻女、“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流毒还很深。第四，在教学内容上，当时开设的第一门课叫“经学”，即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山东是孔子的故乡，这方面的影响就更深。第五，在礼仪上，还不兴鞠躬，而要打躬作揖或磕头。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要在晚清时肃清，那是难以想象的。
创建于本世纪初的山东大学堂，虽然保留了旧时代的烙印，但它同科兴趣制度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区别。首先，它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正规高等学校的体制和规模。学校有管理人员80人，教员110余名，其中还有英、美、德、日籍教师8名。其次，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分专业，但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定为三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及格不能毕业，作为疑业处理，保证了一定质量。第三，除经学外，还开设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等20多门课程。这些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这些基础课，在清末算是比较先进的了。第四，山东大学堂建校13年中，培养了700多名初步懂得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并选送了50多名留学生出国深造。此外，山东大学堂的进步师生，热烈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对清廷封建的、腐朽的统治。
山东大学堂（后称山东高等学堂）是山东省近代正规高等教育的鼻祖一，是山东省内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校。它的建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史若平）

杨振声（1890-1956）字今甫。山东蓬莱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文学家。 1930-1932年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省立山东大学陷于停顿状态。南京政府遂下令将其改建为国立青岛大学。由老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举荐，杨振声先生于1930年6月出任青大校长。
作为教育家，杨振声校长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师资的重要。他到任之后，效法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各派“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广聘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他延聘教师十分严格审慎，特别注重学术水平，像当时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谭书麟任乡村教育系主任、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曾省任生物系主任、赵畸任教务长；另有杜光埙、游国恩、盖忠奎、闻宥、张煦、沈从文、谭葆慎、郭斌和、傅鹰、刘咸、赵涤之以及稍后到校的老舍、洪深、曾炯、李达、任之薛、李珩、王淦昌、童第周等，分别在各系任教。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有的还是诗人或作家。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令各大学瞩目。
杨振声校长认为，设备完善是办好一所大学的起码条件，所以，他对教学设备极端重视。当时，原省立山大、私立青大留下的校产，除了校舍之外，其余设备极少，又不适用。而且，国立青大因系改建，不仅没有开办费，经常费也年仅四十余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杨振声从实际出发，提出撙节开支、勤俭办学的方针，用节省经常费来补充设备费，逐年添置教学设备。他说：“我们惟有节省经常费来补充设备费。我们经常费能多省一文，即设备上能增加一点，也便是学校的基础上多放一块基石”，“这一文便省它百年的价值，文化的贡献。故在行政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虚耗；在基础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建设”。为了节省开支，他把公家为校长提供的较好住房让给教职员住，自己出钱另租房子住；不用学校的家具，自己花钱置备；开校务委员会时，由他自己提供茶叶和。在学校购买汽车 时，为节省开支只买了一辆旧车，连出差也是自费。由此可见，杨振声校长勤俭办学的精神。
对于诸种设备，杨振声校长特别强调图书馆和实验室的作用，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其关注至极。他认为大学不仅要有好的教师，以指导学生的研究与学习，还要有好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供给学生学习与研究的材料与方便，“基础的基础在图书”。他既关注图书的数量与质量，又很强调管理与利用的重要。因此，他要求图书管理要科学化，尤其编目更要力求完善，以方便师生查找。对于实验室，他认为“近代科学而不由实验入手，犹之农夫不操耒而云能耕，木菝不亲绳墨而云能量，同是一样的荒唐”。因此，在他看来，“实验室之在大学，与图书馆同等重要”。他不仅利用节支之款额手称庆大批图书和先进仪器，而且还建造一座科学馆，使之成为学校的实验中心。
杨振声校长办学特别重视质量。他认为：“学生在好而不在多”。在他离开北平赴任青岛大学校长时，傅斯年先生曾经对他说：“只要你能领导两三个学生走上学问的正路，也便不虚此一行了。”他对此言深有同感。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平时都能勤奋学习，刻苦锻炼，“不在图书馆，就在科学馆，不在科学馆，就在体育场。经过如此的四年，大学都是学问好、身体好的青年。如希腊人所说：健全的心神在健全的身体里”。为了促使学生勤奋学习，保证质量，实验他造就优秀人才的希望，他主张实行淘汰制。为此，青大“学则”明确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两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这一规定比当时国内许多有名的大学都更为严格，因而形成极高的淘汰率。头两届学生淘汰率分别为42.5%和25%。因此，学生平日学习无不兢兢业业，刻苦用功。
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方面，杨振声先生甘愿当“人梯”，善于当“伯乐”，任人唯贤，从来不徇私情。他识才，爱才，热心帮助青年人，奖掖、提拔后学不遗余力。由于他亲自教课，平时经常与学生们在一起，对他们十分熟悉；他便能够在他们中间发现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他不管这些学生年青无名，特别注意培植，大胆使用、提拔，给他们创造锻炼、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在给学生们批改作文时，一旦发现才华横溢的佳作，便特别珍爱，如获至宝，亲自向一些文学刊物推荐发表，使一些有创造才能的学生，能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还经常介绍这些学生与颇有名气的作家认识，使他们获益多师，博采众家，更快地提高文学创作水平。当年，由他推荐留校执教的学生，有的早已成为闻名全国、很有成为的学者、教授。
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奠基者，也是山大校史上富有创造性、开拓性和甚孚众望的校长之一。他的许多办学见解、主张和做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和汲取。

（李彦英）

成 仿 吾

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党内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1958-197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讲实话的人不能定为右倾”

在大跃进年代，浮夸风甚盛。如农业，报纸上常有通栏的大标题报道，哪里哪里又放了亩产万斤的卫星。当时的山东大学校办主任王启新同志对此类报道有疑问，在学习小组会上说：“一亩地产万斤不可能。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亩地有多大面积，可种多少棵庄稼，怎么能产出万斤粮食？”他以其家乡黄县为例说：“我家乡是山东省自然条件、土质最好的县份之一，在农业上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水肥也跟得上，而每 亩只能打600斤。”就因为他说了这些话，有人就想定他为右倾，再加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对他进行批判。当部门党组织向党委汇报时，作为党委书记的成仿吾听后说：“王启新是一个较讲实施的好同志，他说的话有道理，不能因此定他为右倾。”就这样，王启新同志就避免了一场大难。王启新同志经常讲：“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每想到此，就很感激成老。”
成老在政治上保护干部可不只一个王启新。当时的教务长吴富恒和副教务长张琳，也因“坚持教学第一”、“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说“大炼钢佚有得有失”而已经被批判，也是成老从德国出访回来，“找了余修同志（当时余为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全给它反了过来”。当时躺在病床上的张琳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地觉得她的病也顿时好了似的。

姐妹搭车

我有一个学弟叫马厚兴。因他同其姐马瑞芬、其妹马瑞芳同时在山东大学读书，因则受到全校师生的关注。“姐妹搭车”的故事就发生在马氏姐妹身上。后来马瑞芳有一段怀念的文字，十分感人。她写到：
“那是1963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从珍珠泉礼堂看完电影出来，我和在同校学原子能的姐姐犯了愁：学校在十里外市郊，公共汽车业已停驶，怎么办？正一筹莫展，姐姐惊喜地叫起来：‘成老的小车！’
校长未在其中。我们跑去向司机‘毛遂自荐’，如此这般，‘请带我们回校吧！’
‘想搭车？学生想坐校长的车，不行！’我们扭头就走。
走出几十步，司机撵上来了：‘喂，那俩学生，成老叫你们上车！’
上车不一会儿，洽谈如家人。成老问起温课考试：‘复习好了吗？已经可以出来看电影了？莫要大意失荆州罢！’
‘考试并不可怕。’我仿佛在同学面前信口开河：‘文学史猜题也猜个八九；俄语呢，突击突击变格变位，单词记个大概其，至于把非重音‘O’记成‘a’，想一般不会扣分儿的。’
成老笑了：‘猜题？大概其？有意思……’
期末，隋唐文学实行口试，囊括全学期课程内容的80道题，扇面型铺在桌上。两位主考还要东查西问，吹毛求疵。俄语更严了：错漏3个字母，就不给‘优秀’，据说这是成校长亲自规定的。
我怀疑吃了那天搭车的亏。熟识的老师说：成老从来重视基础理论、基本训练、基本知识。岂止对学生？对老师，也是教学任务之外，兼以外语进修，学术论文之求。想混日子是很难的，但有一点：不大容易成为草包。”

绝妙的回答

在“史无前例”中，古稀之年的成仿吾被人暗中策划推上了人妖颠倒的被告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游街、批斗，受尽了装作辱和折磨。围绕着成仿吾，山东大学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保成仿吾的日日夜夜为他站岗放哨。成老恳切地劝说：“批批我，斗斗我算什么，你们千万别打仗！”“你们放心，我挺得住！”在他苦口婆心的劝说下，“顽固的老保”硬是撤了岗哨。成老便天天被提问、批斗！
一次，成老被红卫兵叫去吃“忆苦饭”。有人不怀好意地问他：“好吃不好吃？”如说“好吃”，便引来“好吃？你为什么平常不吃？”如说“不好吃”，那更招徕“你忘本了，变成修正主义了”等一系列挨批的话题。好心人正在为成老如何回答犯愁。这时，就听参加过长征的成老说：“怎么说呢，比起长征时吃草根、树皮来，是要好一点。”他巧妙的回答，使问话人无隙可乘。
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侮辱成仿吾的夫人张琳说：“张琳是山大的王光美，你说是不是？”成仿吾毫不退让地回答道：“张琳在去延安前就是共产党员！”
济南市文化界“造反派”联合批斗文艺界“牛鬼蛇神”，其中也有成仿吾。在批斗会上，批斗者责难成仿吾：
“你说，你是黑帮分子！”
成仿吾以沉默表示抗议。
“你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成仿吾仍然沉默。那沉默是无言的轻蔑。
“你说，你是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成仿吾还是沉默。在沉默中他蕴蓄着将要奔突而出的怒火。突然，成仿吾用他那带有湖南乡音的普通话大声回答：“我说，我是共产党员！”
刚正不阿、浩然正气，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这样屹立在疾风暴雨之中！
在另一次批斗会上，倔强的成仿吾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红卫兵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纸条贴在成仿吾的胸前，老校长一把扯掉；红卫兵按着他“低头认罪”，他偏要昂首挺胸。红卫兵气急败坏，朗读入席诗词以壮声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罢！”被扭作“喷气式”的成仿吾，这时竭力抬头，大声断喝：“那个字不念罢，那个字念罴！”
此时，现场目击者潸然泪下，掌声四起。为成老把对自己的文批武斗置之度外，但对造反小将弃学业逐愚昧痛心疾首而表示崇高的敬意。老教育家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对学生基本知识的严格要求上，他不能容忍学生念错别字，哪怕在批斗自己时。

（梅恒起）

吴 富 恒

吴富恒（1911）河北滦县人。著名教育家，美国哈佛大学硕士、荣誉法学博士。1947年到华东大学，1951年承受华大并入山东大学后，任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1978-198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

穿中山服的哈佛荣誉博士

1982年6月10日，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建校346周年校庆大会上，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教授与美国、英国、印度等国的10位著名人士一起，被该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吴富恒被授予的是荣誉法学博士。证书上写着：“在艰险的年代时在，这个爱国的教育家坚持标榜教育和学术，把它作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基础。”这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称号的学者，不仅是吴富恒本人的光荣、山东大学的光荣，也是我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光荣。
荣誉法学博士证书上的评语，概括了吴富恒半个世纪来的执着追求和卓著成绩。这位国内外公认的卓越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60年，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建设人才；为美国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崇高的荣誉，对吴富恒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吴富恒在美国哈佛大学荣誉博士的授衔仪式上，穿的不是欧洲中世纪带有宗教传统的黑色博士服，也不是戴着带有飘带的黑色博士帽，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山服，没有戴什么帽子。当然，为了对母校的尊重，这样的穿着，吴富恒事前曾向哈佛大学提出过，并得到校方的同意。授衔仪式上，这位中式衣着、满头银发的中国学者，精神饱满，落落大方，与别人不同的风度，引起与会人员的格外注目。一些人赞扬说：“吴富恒先生是中国人，穿中国的中山服，很好、很好，表现出中国人的风格、风范。”

（王启新）

二、山大名师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人。著名诗人、学者，1930-1932年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主系主任。

无诗时代的一多先生

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海洋大学内，有一座被命名为“一多楼”的小楼。它的旁边，还耸立着一座闻一多的雕像。这些都寄托着人们对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曾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先生之深切怀念。
1930年8月，闻一多先生应杨振声校长的邀请，来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在《死水》的第一篇诗上，他写着：“我爱青松和大海”。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记得第一堂作文，他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海”。
一多先生是很爱海的，但我们很少在海滨碰到他，他常常在教室里，在文学院办公室里，作为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他的助手的陈梦家常常陪他在一起；下课或办公以后，他便常常带着他那蓬乱的头发、那身长衫，曳着一根手仗匆匆回到他的书房去，那里也是一个海——精神的海。
青岛虽然像诗一样，但是青岛时代的一多先生却没有诗。这没有，也不是绝对的，在这个时期的《诗刊》上，就刊出了一多先生的一篇长诗《奇迹》。《死水》之后，一多先生没有再出过诗集，这篇长诗也就在这个渺茫的人间流落了。
一多先生为什么没有诗呢？
我看，可以从下面三点上去找出原因来：
这个时期，一多先生对诗的成就和要求都是很高的。这个要求，特别在艺术的水准上，但这不是说一多先生对于内容和意义一点也不管，他要“严肃”，这当然是对人生说的，可是这“严肃”又缺乏了具体的内涵。因为他要求过高，对于别人的东西就不大容易首肯。
一多先生这个态度，并不是对别人作品一律看不起的自我夸大，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的。我在他面前提起《红烛》，他马上显得不安起来，仿佛有一片红云从他的瘦脸上掠过去了。
对于过去作品的追悔，增加了他写作的谨慎。可是，在“谨慎”严格的监督下，新的作品便难产了。《死水》在当时，无论如何是有了很高评价和影响的。一多先生自己也显得很爱他的这一本诗。这是一集精心的结构，无论在意义的严肃上、形式格律的创造上，以至于装订和图案的设计上。对于别人和一多先生个人，《死水》是一个高峰，怎样爬得更高些，而这个高峰又在其下呢？
显然，一多先生在“沉默”了。
还有，一些社会偏见也多多少少杀死了、至少是冰结了一多先生诗创作的兴头。在我跟着一多先生的那些日子里，总是劝说他、鼓励他、挑逗他的诗兴，他常是怅惘而又带点凄然的味道说：“已经有你们写了，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话虽然很简单，但我觉得它含着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只是在听了一多先生的话以后，心里起了一种美女然的感觉。这时候，除了“一两个朋友的诗”以外，他简直和新诗绝缘了。当我很贸然也很勇敢地劝他再写诗的时候，他说了使我惊异的话：
“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
到这时，我才恍然于一多先生的不写诗还有这样一个苦衷在里边，我——恍然之后，跟着就来个凄然。
当然罗，一多先生新诗的绝产，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应归结到他的生活上去。他爱海，他住在海滨上，但他并不去看海；他住在红楼上大院子里，但他并不去看庭院的花花草草；一间书房，几架子书，这才是他的生活和生命，这才是他的一切，也可以作为一切的说明。诗是离不开生活的，在生活萎缩的时候，诗它也萎缩了。《死水》之所以成为一件经得起磨练的艺术品，并不全在乎多种形式的试探，和“豆腐干”式（这是当时一般人给一多先生的诗型特别制造的一个名词）的严格，而是源泉于《死水》里另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一个诗人对于祖国的热爱，由于热爱而失望，由于失望而顿足捶胸；对于国外洗衣服的同胞同情，对于卖樱桃“老头儿”的怜悯，对于“天安门”外学生遭遇的不平，对于“一湾死水”未来的想法（“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变成什么世界！”）保证《死水》价值的是这一些，是诗人一多先生对生活的爱与习，对祖国期望焦灼的一颗血淋淋的心！他太爱自己的国家了，因为他在外国太多痛苦的经受；他太爱自己的同胞了，因为他自始至就是一个“有火气”、有热情、有正义感的人民同情者。这一点，并没有能够使他见谅，反被加上了这样派、那样派的头衔。起初，一多先生虽然没有讲到这一点，我猜出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可是，我们也该给社会人们的观感以原谅，一多先生那时候的“朋友圈子”和“文艺圈子”，使人们从这方面想的可能性太大了。其实，我很清楚。一多先生对于胡适和徐志摩，就对我说了很多话，也可以说是发了很多牢骚。一多先生对于《新月》月刊的态度和徐志摩生活态度，始终是：严肃，认真，刻苦，努力去追求的。但是，当个人生活不能够和时代沟通，不能够和多数人连结的时候，思想便成了没有血肉的东西，热情也只有落空了。保况一多先生生活过来的时代是多么轰轰烈烈，和一多先生同时代的文艺巨人又是如何地承受着时代改变了自己，站在人民的前头兴趣起文艺大旗——这是事实，直到一多先生临牲前两三年，才追认了的，这追认是多么勇敢，多么雄壮，多么悲痛，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
在动荡的大时代里，一多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在整个中国急剧蜕变的时候，一多先生在唱着：“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闻一多先生书桌》，见《死水》末篇结句），虽然一多先生要的不是“咫尺之内的和平”，到底四堵把他和世界隔绝了。因而，在他的思想失了具体内容的时候，他的人也就成了找不到出口的一座火山，因而，他也就没有诗了。
海滨时代的一多先生虽然没有诗，但却没有脱离开诗。他是包围在诗气氛里的。他在研究杜甫，日以继夜地工作着，“目不窥园”地工作着。他给我们讲唐诗，讲英诗，除了杜甫，他对孟郊很推崇；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多先生对诗和对生活的态度。他给我们讲雪莱，讲拜伦，讲济慈，讲斯华德，讲柯勒滋和白朗宁，对于最后两位，特别是白朗宁，他仿佛有着更多喜爱似的，关于克普林，一多先生没有给我们讲过，但他有他的一部大诗集，他也许喜欢他，或者喜欢过他？
在“名著选读”的讲义上，选了一篇阮大铖的诗，一多先生对这篇诗似乎颇有好感，这使我有点惊异。至今我还记得他讲到“始悟夜来身，宿此千峰上”的那兴致盎然的样子。
他也给我们讲龚定庵的诗，但不是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颖豪壮的作品，而是“惟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的壮志消磨，专伺眼波的爱情诗。从个人对诗的爱好与编选标准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和艺术观点来。
一多先生虽然自己不写诗了，但对于别人的诗还是喜欢读的。梦家的诗，也是原稿最先的读者和鉴赏人，我有时去找一多先生，他很高兴地在拉抽屉，一面说：“梦家写了篇诗，很好。”以后，他便抽出了他的“红锡包”，让我也吸上一支，以后，便读着，谈着，屋子里一片诗的空气在荡漾了。
我的《洋车夫》和《失眠》，给他拿去发表了，这是我正式发表诗的一个开头。以后，我的《老哥哥》《神女》《贩鱼郎》《像粒砂》……都经他看过。我怀着一篇新作走向他那座红楼去的时候，怯懦，希望，轻微跳着的一颗心，那情景是多么美好啊。
一多先生时常向我提出“诗无达话”这句老话来。一篇诗，不拘死在一个意义上，叫每个读者凭着自己的才智去领悟出一个境界来。领悟的可能性越大，这诗的价值也就越高。一篇顶好的诗，仿佛是一个最大的“函数”。一多先生有一次拿了梦家的一篇诗——《萤火》来做例子，他说：“深夜里，这点萤火，一闪一闪的，你说这是萤火吗？但它也可以是盏小灯，一点爱情，一个希望……。”
虽然海滨两年，一多先生没有诗，但一多先生的精神却是一个大海，在极端严肃而静穆的状态下，他无声地容受着、润育着、酝酿着。
一多先生，这个大海，他在等待着一个大时代的风暴的到来啊！

（臧克家）

高 亨

高亨（1900-1986）吉林双阳人。著名先秦文史研究专家、文字训诂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53年起执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第三届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4年3月下旬，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很快传遍山东大学：毛泽东主席给中文系高亨教授写来了一封亲笔信。
信是用毛笔直行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遵劲奔放，落款处是足有3个核桃般大小的签名。信的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
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
敬颂
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给高亨教授写信？所谓“寄书寄词，还有两信”是怎么回事？这要从半年前高亨先生的北京之行说起。
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高亨教授参加了会议，并且在会议即将闭幕时受到毛泽东主席小范围的接见。被接签名簿的代表包括范文澜、冯友兰等，共11人。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依次介绍到高亨先生时，入席一面亲切地与高亨先生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做出多少成绩。毛主席似乎情绪很好，继续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他对高先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此一殊荣，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为此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墨经校诠》《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文字形义学概论》《周易杂论》等6种，连同一信，寄请中宣部周扬同志转呈毛泽东主席。这就是毛主席信中所说的“寄书”（及“一信”）了。
“寄词”一事，是指此后不久，高亨先生再给毛主席寄去怕词作《水调歌头》。原来，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主席诗词》词。其中，除收有早已传布的27首诗词外，还第一次正式发表了10首。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10首”的活动。高亨教授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在笔谈中，高先生概要归纳了毛主席诗词的“四个主要的显著的特征”，又指出了其“多方面的教育意义”，并附词（调寄《水调歌头》）一首，以抒所感，词云：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埽除魔焰魅火，挥剑暂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新喜的短函）寄呈毛主席的时间，大约在1964年的2月中旬；仅过了一个月左右，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上述复信。
值得一提的是，高亨教授的《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在《文史哲》1964年第1期发表以后，很快不胫而走，在读者中广为传颂。而于转流传的过程中，社会上竟有人误以此词是××人“为歌颂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而作，甚至还有人误传为毛泽东主席自作；同时，不少抄本上也出现一些文字讹误。为订正误解，澄清事实，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写信给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词能在报刊上重发一次。高先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时过不久，这首《水调歌头》又在《人民日报》再次怀读者见面。
另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两次发表以后，高亨教授曾收到一些友人或一般读者的来信，多为称美之词貤有少量文字修饰的意见。高先生于自己反复斟酌之余，亦不无新的体味，因就原词又作了两处小的改动。其一是“唤醒蜇龙飞起”改为“唤起巨龙飞舞”；其二是“埽除魔焰魅火”改为“扫灭魔焰魅火”。这样，新改定的《水调歌头》，此后也曾在一定范围内传播。

（董治安 王培元）

沈 从 文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城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和古代服饰研究专家。1931-1933年在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

是真名士自风流

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穿过历史风云，更显“真人”本色。沈从文没有留洋深造，也没有大学文凭，他只有小学资历，却登上了大学的讲台，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在国内外流传，赢得了中外许多名家的赞誉。鲁迅先生称他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的“最好作家”之一。徐志摩称他的作品“是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姚习垠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里称：“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荒芜有感于他所取得的盛衰，写下这样的诗句：“《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斯诺说：沈从文和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巨大贡献。
沈从文自50年代身边逆境，封笔不再写作，开始从事文物研究。“文革”中8次被抄家，几要下放，病魔缠身，但他得失不计，荣辱不惊，潜心研究，矢志不移，终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一问世，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震动！胡乔木贺称：以一人之力，历时 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大贡献，极为可贺。日本方面愿意购买该书版权和全部已出书籍；欧美学术界派人洽谈，拟以英、法、德文翻译出版；美国、西德、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都有进一步翻译出版沈从文作品的计划；西方文学界开始提名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等。

就是这位世界著名的作家，与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时期有一段不解之缘。1931年8月，沈从文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到国文系任教。这时的沈从文，心情仍然是沉重的，还没有从悲怆和愤慨中解脱出来。原因是这样：他本来在武汉大学教书，1月学校放寒假，他回到上海，见到了老朋友胡也频和丁玲。当他看到胡也频身上的衣服单薄时，马上把自己新做的棉袍披到他的肩上。他和胡也频、丁玲，是在北京生计最窘迫的时候结识的，可谓患难之交。那时，沈从文住在终日不见阳光的“窄而霉小斋”，日夜伏案写作。一天只能吃到几个硬馒头和一点泡咸菜，穿着单衣度过了两个严冬。胡也频和丁玲的手头也很拮据，1925年旧历八月十五日他们结婚时，只有沈从文一人在场，新房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和简单的铺盖。以后，他们三人都到上海，同住一楼，同包伙食，同办刊物，亲如兄弟姐妹。这次，沈从文到上海，老友重逢，格外亲切。不幸，1月17日，胡也频被捕。当他得知后，如雷击顶，立即去找胡适、李达等人，设法营救。他又去南京见蔡元培，又通过熟人去见陈立夫，得到的回答是都称很难措力。最终无济于事。2月17日，包括胡也频在内的五位左联革命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龙华监狱。胡也频被害后，他借了钱陪丁玲回湖南送孩子。时，武汉大学早已开学多日，不能再回学校。他怀着对亡友的沉痛哀思和对敌人的极大愤慨，到了青岛，奋笔完成了长篇散文《记胡也频》。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人生离不开爱情，像沈从文这样出生在山城、水乡的少数民族青年，恋爱生活更有特色。他从第一封情书投递，到爱情之花盛开，长达四年之久，在山东大学喜喝恋爱的甜酒。
提起他的恋爱史，还得追忆到上海中国公学。他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时，由于心理失衡，10分钟讲不出话来，听课的，有一个大学一年级的苏州籍学生，她叫张兆和，长得眉清目秀，身材窈窕，性格文静，肤色微黑，看到沈从文的行状尴尬，低着头，却流露出心地的善良与纯情。这一神态，被沈从文作家的眼睛发现了。不久，便给她写了一注爱的信。张兆和收到信后，紧张得有点儿不知所撒旦，也很感动，觉得一个老师给学生写这东西，真稀罕。任凭沈从文一封封地写，她一概置之不理。沈从文接不到回信，烦躁不安。不知怎的，校园吹起了一阵风：说沈从文爱上了张兆和，张兆和不予理睬，沈从文要自杀。张兆和的一位女友听到这消息，赶快告诉张兆和说：“你赶紧找校长讲清楚，不然，沈从文自杀了，你要负责。”张兆和也紧张起来，她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大摞情书，急忙找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她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出面阻止事情的发展。没想到，胡适听完她的陈述后，带着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神情，微笑着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张兆和有点不好意思，就告辞了。
情书一事，使张兆和与沈从文之间筑起了高墙，她像山羊躲老虎一样，沈从文。张兆和的沉默和退避，反而成了对沈从文的间接鼓励。他仍然继续发信，从上海写到武汉，又从武汉写到青岛，4年不止，但未得到回音。
1932年夏，学校放假，沈从文打定主意，去苏州看张兆和，期望得到一个明白的回答。他先取道上海，找到老朋友巴金，请他指导买点儿礼品。巴金亲自帮他选了一些中外名著，又买了一对精致漂亮的书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小鸟。在当时，这笔开支不小，为此，沈从文还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他没来得及很好休息，就转乘火车到达苏州，下榻中央饭店。
张兆和的父亲张冀庸，资产丰厚，在苏州独资办了“乐益女中”，名气很大。凡贫寒人家和工人的女儿入学，一律不收学费。聘用教师也不拘一格，张闻天、匡亚明等，都曾受聘任教于乐益女中。
沈从文到张宅门下，“他说从青岛山东大学来，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很窘迫。正在进退两难时，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出来，问清了，他原来就是沈从文，给张兆和写过许多信的事，她已知道。于是，张允和请他到家坐，等张兆和回来。沈从文不肯，他以为张兆和故意不见，告辞回到下榻的中央饭店。
张兆和回到家里，张允和劝她去看沈从文。在兄弟姐妹面前，张兆和脸上有点儿挂不住，悻悻地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张允和就教她如此这般地说……
沈从文回去，躺在床上独自生闷气。来前的信，不会收不到，为什么人家这么冷，我反倒热得不像样子？正当他胡思乱想时，有人来敲门。打开门，张兆和立在门外，仿佛背书似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
沈从文到了张家，同兄弟姐妹谈得很开心。张兆和只收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猎人笔记》和一对书夹。
沈从文回校后，写信给心底善良的张允和，托她征询父亲对这件婚事的意见。同时写信给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儿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很开明，对儿女的婚事概不干涉，只要儿女自己中意，就高兴。对张兆和的婚事更不持异议。在得到父亲的明确意见后，张允和与张兆和同时去邮局，分别发电报。张允和的电报，取了自己名字上的一个“允”字；张兆和的电报，则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沈从文收到电报，兴奋不已，期盼张兆和早日到青岛。时隔不久，张兆和到了青岛就职于大学图书馆。自此，“窄而霉斋”里常常出现张兆和的身影和传出阵阵笑声。第一公园、海滨、栈桥等，也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1933年秋，沈从文离开青岛去北京工作，张兆和便与他一同前往。不久，他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这位被沈从文称为“黑凤”的张兆和女士，一直陪伴着他走过寒暑人生。

（金德寅 杨树珍）

梁 实 秋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中国文学大师、著名学者。1923年清华学校学校毕业后赴美研习英语和英美文学，1926年回国后曾在南北数所大学执教。1930-1934年任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其散文、所编英汉字典、所译莎士比亚全集，影响深远。

空闲之时多情趣

梁实秋很喜欢青岛。他在鱼山路4号租到一栋房子，闻一多到学校必经梁实秋家门口。青岛多山路，两人经常各执手仗，结伴同行。后来，梁实秋迁居鱼山路7号。这是一栋新建的楼房，前院很宽敞。房东王德涛为本地人。梁实秋觉得院内少了花草树木。房东善解人意，第二天就与儿子在院里种了6棵樱花树和两棵树、两棵西府海棠。两年后，满院花香，招得蜜蜂赶来采蜜，嗡嗡声不绝于耳。青岛的樱花是很迷人的，可惜的是梁实秋偏偏不喜欢樱花。他认为“樱花没有香气，没有姿态”。当然，主要因为“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和我们有血海深仇，花树无辜，但是我不能不连带着对它有几分憎恶！”
梁实秋的住处距海水浴场很近，约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夫人程季淑兴致很高，时常穿上泳装，偕丈夫和孩子下水。累了，夫妻二人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他们还爱到海滨公园（现名鲁迅公园），那里礁石林立，在乱石缝里能找到小蟹、小虾、水母、小鱼之类，十分有趣。
与闻一多结伴游崂山，也是梁实秋在青岛的一大乐事。“泰山虽然高，不如东海崂”。由青岛驱车至北九水，但见峰陡如削，嵯峨翳日，小溪潺潺，清流汩汩，美景如画。兴同时好多言。闻一多说风景虽美，但不见古人的流风遗韵，不能发思古之幽情。梁实秋则不敢苟同，他指点山上的岩石，幽默地说，那就是千千万万年前，大自然亲手创造的作品，能不算古迹吗？
青岛僻处海隅，不像大上海有五花八门的娱乐活动可以消遣。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唤友聚饮，或为常事。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馨。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邓以蛰、沈从文、张道藩等七名“酒徒”，加上国文系讲师方令儒一名“女史”，被人称作“酒中八仙”。有时还结伴远行，济南、南京、北平均留过足迹。还口吐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方”。足见其海量和豪气。据说有一次胡乱来青岛，吓得把记得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情思缕缕牵故乡

梁实秋是1934年夏天辞去山东大学职务，兴趣家迁往北平的。山大是离开了，但他与山大结下的生死情缘却铭心刻骨，没齿不忘。他曾盛赞山大、青岛。从1949年6月移居台湾，直至1987年11月病逝台北，晚年的梁实秋不求闻达，不逐名利，心平气和，襟怀淡泊。只是一直怀念大陆，怀念故土，想喝一碗北京豆汗，想听一声北京小贩的吆喝声。当友人求墨宝时，他写下“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知父莫如女。他留在大陆的女儿梁文茜，曾专程到原山东大学所在地青岛，在海水浴场装了一瓶沙子，辗转送到台湾。梁实秋视为珍品，置于案头，寄托浓浓的思乡深情。
还要提及的是，他病逝于台湾当局开放到大陆禁令的前一个月。他病逝后，台湾当局作出不准梁实秋留在大陆的女儿梁文茜入境奔丧的太不近人情决定。梁文茜只得困留香港，掬一把清泪，遥祭先父。
那瓶梁实秋视为珍品、置于案头的青岛海沙，颗颗粒粒，一定目睹了人间这凄惨惨的一幕，也一定给了临终的梁实秋以无限的慰藉。

（金德寅 杨树珍）

束 星 北

束星北（1907-1983）江苏南通人。著名物理学家、教授。1929年曾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50年代执教于山东大学物理系。著有《狭义相对论》等。

结缘相对论 走近爱因斯坦

束星北1907年生于古城杨州的滨江农村——邗江县头桥乡。这里田园秀美，万里江涛，是一方孕育英才的沃土。年轻时束星北，最爱读科幻类书籍，一本讲“四度空间”的翻译小说使他爱不释手，引发了他对那个抽象世界的幻想和对相对论的最早追求。进入大学以后，逐渐成了爱因斯坦的崇拜者。爱因斯坦关于时间与空间、质量与能量等观点，虽然抽象得不可捉摸，却引起束星北的极大兴趣，他暗下决心，要“争当一个中国的爱因斯坦”。
192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的束星北，靠勤工俭学，用自己在铁路、码头干活挣得的收入，来支付学费，维持生计。但他“直接跟爱因斯坦学点东西”的念头与日俱增。这年7月，他辗转万里，边打工边积蓄川资，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德国首都柏林。
这时的爱因斯坦已因其广义相对论而名噪世界，又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一个20岁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异国青年，单枪匹马地求见这位世界名人，确需有极大的勇气。束星北“求师若渴”，大着胆子推开爱因斯坦办公室的大门，径直拜见了他一直崇拜的相对论创始人。眼前的这位大科学家，个子矮小，穿着随便，领结打得也不工整，有些不修边幅，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交谈不久，不星北原有的那种神秘感、拘束感就消除了。他把自己带来的两篇论文递交给爱因斯坦，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在“四维时空”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见解。爱氏对这一“幼稚”兴趣动并不介意，一直静静地仔细听着，等他差不多讲完了，爱因斯坦开始说话了。他坦直地说，目前的成果仅仅是个开端，要真正解决不是很容易的事，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在俩人用英语夹着德语入神的交谈中，束星北着提出了留这里学习的请求，也许是他执著探索的精神感动了“上帝”，束星北如愿以偿，被留在了爱因斯坦担任所长的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爱因斯坦身边，束星北如鱼得水。他经常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四维时空”等与爱因斯坦讨论和请教，有时还引起小小的争论。每次他都得到这位年龄比他大一倍多的老师的耐心解释。
作为助手，他协助爱因斯坦查找资料、进行计算，还帮助批改学生的卷子，师生关系纯真无间。有时候，老师还请学生到家里做客，夫人爱尔莎给他们做上可口的饭菜。一向不善言辞的爱因斯坦，在这里却能向学生袒露肺腑。
然而，好景不长。爱因斯坦虽然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一直受到种族的歧视，工作受到排挤和孤立，困难重重。1929年上半年的一天，爱因斯坦终于向束星北诉说了经费的困窘，表示对他下半年的薪水已无力支付了。束星北遗憾地告别老师，于同年10月离开柏林，先后去了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研修和工作。他离开老师千里万里，但一直沿着老师开创的“相对论”这条路走了下去。在剑桥大学，束星北的合作伙伴爱丁顿就是英国最早研究和宣传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学家之一。在麻省理工学院，束星北把自己新的研究论文寄给爱因斯坦求教，不出所料，很快得到老师的复信，对论文发表了意见。还就其中的一个公式提出疑问，让他做了补充证明。束星北对爱因斯坦的两封复信一直珍藏着，后来在抗战初期由浙江内迁途中遗失，使他倍感痛惜。
束星北21岁时与爱因斯坦结缘，与“相对论”结缘，直到晚年，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都十分激动。他说：“当年老师那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在以后写的一些论文，实际上也是受之于爱因斯坦的这些教诲。我永远难以忘怀。”
由于当年极左路线的影响，束星北大半生坎坎坷坷，他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在漫长的逆境中，他写下了厚厚的《狭义相对论》专著，在他死后十多年才得以出版。正如苏步青教授1983年为束星北写的悼词中所抒发的：“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田广渠）

三、山大学子

高 亦 吾

高亦吾（1881-1941）山东章丘人。1907年考入山东高等学堂（山东大学的前身）。学习期间，因领导省城学生反帝救国斗争被迫逃亡东北。1910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任教，为周恩来小学时恩师，并对其走上革命道路影响甚大。

高亦吾先生和周恩来总理的革命情谊

高亦吾，字盘之，1881年生于山东省章丘县西关的农民家庭，自幼聪敏好学，刻苦求进，步入青年更加勤奋攻读，不稍后人。190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省城济南的山东高等学堂（山东打地铺有身）。这时清王朝日趋腐朽没落，内则血腥镇压人民的起义运动，外则屈膝于列强的侵装作，国家民族正处于铖亡之秋。高亦吾激于民族的义愤和爱国的热情，不计安危，毅然剪掉发辫，脱去长袍，奔走呼号，勇敢地领导省城学生界反帝救国的斗争。反动当局对此视如水火，下令缉拿，为此他不得不亡命东北，几经辗转来到沈阳，1910年，经友人介绍在东关模范学校任教师。高亦吾虽身在关外，仍不改其救国救民之志，他在所教的史地课中，借题发挥，巧妙地讲述中国的现状和将来，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受到学生的欢迎和爱戴。
1911年随伯父来沈阳的周恩来，恰好转入模范学校五年级。教室内外，课堂上下，13岁的周恩来，很快熟悉了这位气宇轩昂、忧国忧民的高先生。高亦吾也发现这位南方少年有大志，机智聪慧，见地过人，是个出类拔萃的英俊之材，对他分外亲切和关心。于是，俩人志同道合，结为忘年之交。
每遇节假日，高亦吾常和周恩来结伴外出，借机讲述革命志士爱国事迹和英雄气概，直讲得周恩来热血沸腾。遇见飞扬跋扈的外国人时，他就指出我们的大好河山任列强践踏，是千古的奇耻大辱，在周恩来的心灵中点播革命火种，并且选送一些进步书刊。当周恩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时，深深被书中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激发起热心救国的远大抱负。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高亦吾满腔悲愤，慷慨激昂地向学生讲述七十二烈士壮烈殉国情景，全体学生听了激动万分，周恩来更是热泪满腮，义愤填膺，决心循着烈士的足迹前进，树立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宏大志愿。
1913年夏，15岁的周恩来毕业离校，去天津投考南开中学。临行前高亦吾执手送别，勉励他要向“翔宇”一样，如鹍鹏展翅，翱翔环宇，奋勇直前，义无反顾。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提前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重返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到南开中学，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天津学生运动。这期间，他到北平前后两次探望在京尹兆公署任科员的高亦吾。高先生除激励他坚持斗争外，密嘱：“天津的‘觉悟社’已轰动京畿，当局已严密注意，你要多当心。”周恩来对此无限感慨并永铭于心。此后，周恩来戎马倥偬十载，加之关山阻隔，直到1941年高亦吾在济南病逝，再未见到自己崇敬的恩师。
193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见到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小学同志卢广绩，急切打听高先生的行止。并对卢说：“我对高先生印象最深，受他的影响最大，至今思念尤甚，一想起他魁梧的身影和爽朗的笑貌，就如同见到他一样。”建国后，周恩来总理得悉恩师病逝，甚为悲痛。1950年，高先生之子高肇甫、女高肇申去北京，周总理将他们接到家中，以兄妹相叙，详细了解高先生晚年境况，甚至问及病情、延医、服药等情况，并介绍高肇甫到国务院秘书处档案科工作（后调至淄博矿务局工作）。1961年7月，周总理再邀请高肇甫一家去北京，由邓颖超同志热情款待，住了将的一个月，临行时，总理和高肇甫全家合影留念产，并给师母买了很多补养品。年底，总理将珍藏50年的高亦吾先生照片放大寄给师母，同时致信问候。1962年，高母身体不适，周总理寄给100元及药品补品等。1963年，周总理得知师母病逝，再寄100元表示唁慰。从这里充分说明了周恩来总理对自己恩师深厚的革命情谊。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在延安接见外宾时，有个外国记者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周恩来将军，以你的家世和出身，你是如何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周恩来缅怀往事地回答：“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到山东高亦吾先生的教诲和鼓励，这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周总理的回答，应当是对高亦吾先生革命功绩的定论。
喜看今天的中华大地，高先生的夙愿已得实现，当可含笑而息了。

（校史办公室根据大众日报材料整理）

罗 荣 桓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4年考入私立青岛大学（后并入国立山东大学）工科预科，1926年结业。参加了秋收起义和长征，先生担任红军连、营、纵队党代表，军政委，军团和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代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等职，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感 时 花 溅 泪

1924年7月，罗荣桓和张沈川等同学一路风尘来到青岛，踏进了位于汇泉山东侧的私立青岛大学校门。虽然时值盛夏，但那远处的阵阵涛声和迎面吹来的海风，却使人感到凉爽惬意，暑气顿消。青岛的景色是迷人的，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红瓦绿树，蓝天白云，使人有置身画中之感。然而，在那个中国人民饱受屈辱的年代，这里的政治气候又是沉闷并且让人感到压抑的。
早在1898年，德国人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行租占了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出兵山东，继承了德国在买卖人一切特权。后来虽然中国政府在名义上收回了青岛的主权，但实际上青岛仍然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那是1925年4月的一个星期一，清明刚过，暖意融融，学校后面汇泉山上的樱花灿放了，罗荣桓和几个同学到山上去观赏樱花。一路上，他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番景象：手提着瓷酒壶喝得酒气熏天孤零零人，梳着高髻、脚登木屐、身着漂亮的和服碎步款款的日本女人，还有那个渨春寒、活泼健壮、早已人民群众上了裙子和短裤的日本孩子，他们正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地来到山上，兴高采烈、旁若无人地尽情欢乐。住在青岛的许多日本人全家都出动了，他们携带着留声机、照相机和美酒无缝钢管肴来到山上，纵情欢度日本的樱花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路上少有的几个中国人都很寒碜地避在一旁，好像这满山的鲜花是专为日本人开放的一样。
天气是再好也没有了，煦日当空，湛蓝的天上飘浮着几许白云，像絮，又像是美丽的轻纱；汇泉山上的樱花开得又娇又艳，在耀眼的阳光下，白的像妩媚的雪，红的像灿烂的霞。但是，目睹着眼前的一切，罗荣桓和同学们却再也没有兴致赏花了，那团团簇簇的花朵，在他们眼中是那样地骄横刺目，盛气装作人。虽然是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但在他们的感觉中却似乎是到了异国。罗荣桓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他对同学们说：“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樱花了。”同学们似乎都在等着他的这句话。他们掉头而去，身后传来的是留声机里日本歌女嗲声嗲气的歌声和一阵阵纵情的狂笑。
令人难堪的事情并不止这一次。不久，日方又邀请青大师生参观访问青岛的日舰“比睿丸”号。
“比睿丸”是当时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只，让师生们参观的目的不外乎是向中国人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力。同学们跟随向导沿利用率梯上上下下，默默地参观，默默地倾听着同行的朝鲜日本军官的介绍翻译成中文。整个参观的过程，都使人感到气氛十分的压抑。
这次的参观，使罗荣酌量他们想起了不久前通过老乡的关系参观北洋海军的军舰“海圻”号的情景。那是一般用巩固的旧商船改装的军舰，舰上的炮只是用来摆样子的，并不能真打，据说一打就会把船身震裂。而这种摆样子的球艺却是当时北洋海军最大的军舰。
回到学校后，同学们言论纷纷，有人长叹，有人气愤，有人痛心。罗荣桓说：“中国是一个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应当有强大的海军。”
要建设海军，首先要使国家富强。而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发展工业。罗荣酌量学的是工科，他希望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为祖国的富强尽上一份心力。

臧 克 家

臧克家（1905－ ）山东诸诚人。193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我国当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现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等。

著名的文坛三老冰心、巴金、臧克家中，臧老是最年轻的，今年也望95高龄。健康状况虽说较好，起坐也需“相扶将”了。
岁月匆匆，往事悠悠，不论何时何地，故乡、母校总常挂在臧老心头。提起山东大学，他常用浓重无改的乡音说：“我心里充满了对母校的感恩、怀念之情，充满了对学校领导同志，对我的老师、老同学、新校友和我的一些老朋友们的眷念深情。这种感情，红火一般炽烈，海涛一般澎湃。”他为山东大学一次校庆的题词写道：“祖国万岁，母校千秋！”可见母校在他心中是多么重！因为臧老的盛衰是和山东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 个 例 外

1929年，臧老入国立青岛大学（山东打地铺有身）实习班学习了半年。1930年暑假，以数学零分、国文98分的成绩被录取。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5分10分的很多，得60分就不容易，而臧老却以98分的高分夺冠，被破格录取，这在山东大学新生录取史上，可能是一个例外。是闻先生从他的“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三句杂感中发现了他。这三句内容深刻富有哲理的杂感，能为闻先生所欣赏，臧老是非常高兴和感动的。这一个例外，使他跨上了一个新台阶，确定了他的人生道路。成都受业于闻先生，非常佩服他，对闻先生的《死水》，一读就入迷。闻先生“半夜桃花潭底的黑”的深沉凝练的美，使臧老为之倾倒。当时的青岛大学名家汇集，校长是五四时代的老作家杨振声，还有游国恩、张怡孙、沈从文、方令儒、萧涤非、丁山、闻宥、戏剧家赵太侔诸先生都教过他。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他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文学名著和阴阳家认，接受了新思想，开阔了眼界，更受到了文学艺术的感染和熏陶。臧老在踏进大学校门之前，已经历了武汉大革命时惊心动魄的战斗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以及受到追捕逃亡东北的磨难。从一名战士来到美丽的青岛做一名大学生，他很庆幸，同时他的心情又是悲凉的，愤愤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青岛是那么美丽，美得叫他心碎，因为头上高悬着“文明的皮鞭”。美和痛、爱和恨交缠在他心中，沉重地挤压着他，挤得他喷出铿锵的诗句。他陆续写作并发表了《难民》《忧患》《希望》《生活》《烙印》《不久有那么一天》《老马》《老哥哥》等许多诗篇。1933年从所写诗中精选了22首结集为《烙印》，由闻一多、王统照先生指导资助以及内兄王笑房资助自费出版。闻先生为之作序，王先生还做了这本书的发行人。《烙印》出版后，得到了闻一多、梁实秋、茅盾、老舍、韩侍桁诸多名家的肯定和赞扬，使臧老成为1933年诗坛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1934年，他又出版了《罪恶的黑手》。虽然臧老在上大学期间写诗的同时也写了不久精美的散文，但由于《烙印》《罪恶的黑手》在当时文坛的影响，散文都被掩在诗的光环之下了。
1934年，臧老山东大学毕业后去临清中学任教，业余仍不停地写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成都奔赴抗日前线，在战地进行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建国后，臧老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等。还担任着山大校友总会顾问、《文史哲》顾问，还是中文系的兼职教授。

一 校 四 代

臧老曾说：“我和山东大学也真有缘分。祖孙三辈在这里受教育，又在这里教书育人。”后来臧老的同学、历史系教授王先进对臧老长子乐源说：“经过考证研究，法政学堂是山东大学的前身，你祖父是法政学堂毕业的，你告诉你父亲，你们是一家四代山大人了！”乐源听了十分兴奋，四辈同出一高等学府，这在国内外恐怕老师少有的。臧老的父亲臧统基，善良热情，儒雅潇洒，对人亲切谦恭，凡是和他交往的人，不文艺学亲疏，都很喜欢他。他喜欢诗，也能写诗。他的住室窗外有棵石榴，便自号“红榴花馆主人”。他常和诗友“双清居士”唱和，他们把唱和的诗结集为《霞光剑影》。他的身体纤弱，却积极热情地投入了辛亥革命。一次清兵袭来，他打着一柄伞跳下城墙，跌成重伤，口吐鲜血。他本来就有肺病，雪上加霜，只能在密不透风的住室里，侧着身子在病榻上，连转动的力量也没有了。可是一年四季还用抖颤微弱伤感的调子吟诵自己和诗友唱和的诗。臧老当时虽然难以理解，但是他父亲哀伤亲切的声调抓住了他，他倾听着、感应着异样的悲惨。伤痛、沉疴、诗情紧紧地缠着臧老的父亲，缠了三年，最后他带着对诗的依恋和憧憬离开了人间，年仅34岁。臧老说：“我，就是父亲的一帧小型的肖像。我是他生命的柘枝上开出来的一朵花。他给了我一个诗的生命。那时节，我还不够了解诗，但环境里的诗的气氛却鼓荡了我蒙昧的心。”臧老的父亲可以说是不知会有“山东大学”的老山东大学的学生，而臧老儿子乐源和乐安却是不期而至山东大学的学生。1948年，上海白色恐怖加剧，臧老被迫远走香港。两个儿子由夫人郑曼设法经青岛送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后来他们考入济南华东大学，分别在政治班、俄语班学习。不久，华东大学并入山东大学，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成为山东大学的不普通股。乐源毕业后留在山大工作，直到离休，在山大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他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教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全国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乐安后来由俄语班转入哈尔滨外专学习，毕业于该校研究生班，在黑龙江大学任教，60年代初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国际广播电台译审。曾任国际台驻苏联记者站首席记者。参加过《毛泽东选集》、中央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他在山东大学学习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山东大学却是情深谊长。臧老祖辈都在山大学习过，其中孙女因为体育成绩优秀，是被山东大学“争”来的。臧老为此自豪，也衷心感谢山东大学对自己一家四代的培养。还有令臧老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就是1991年他与长子乐源同时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乔植英）

李 希 凡

李希凡（1927- ）原名李锡范。北京市通县人。当代阴阳家。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肄业。历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文艺评论组长、文艺部副主任。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作）、《弦外集》《李希凡文学评论选》等。
做“红学”研究，大概是绕不过李希凡的名字的。李希凡因“小人物”而闻名，而“小人物”的称为是“大人物”毛泽东赋予的。

与山大的深厚渊源

“小人物”的成长得益于山大的滋养。李希凡与山大有着不解之缘。
1947年，读完中学不久的他，经姐夫赵纪彬（时任山大文史系教授、校委会委员）的引荐，来到山大文史系做旁听生。这期间，他亲身感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教诲，如杨向奎先生的《通史》、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萧涤非先生的《魏晋诗》、冯沅君先生的《小说史》《文学史》、陆侃如先生的《文学史》……这些学者名流的学术真传为其治学道路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不低的起点。同时，这期间他还受进步势力影响，悄悄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诉世界观、方法论。
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李希凡考入培养干部的华东大学。1951年华大与山大合校，李希凡进入山大中文系二年级继续学习，成为解放后山东大学的第一届学生。

有锋芒的年轻人

读书时，李希凡一方面喜欢文艺理论，一方面喜欢小说，对几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都有过深入研究。大二时就写了论文“典型人物的创造”。当时，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看到后感觉写得不错，就推荐给华岗校长，华校长又推荐给《文史哲》，成为《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文章。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发表之前，首先发表是有关《水浒》的评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与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商讨。主要分歧在于：李希凡认为，不能用考证的方法来评价小说，不能用历史人物的宋江来衡量《水浒》中的宋江。同后来的评《红楼梦》一样，“评《宋江考》”也触犯了郭沫若、翦伯瓒等大历史学家。
正是由于这种一以贯之的观点，李希凡也认为不能因为要重新评价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就否定《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个文学典型，作为“奸雄”性格的创造是极为成功的，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李希凡，并未因某些观点出自权威就回避退让，甚至也没有在意为曹操翻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依据自己的分析判断，认为正确的就那样写了，坚持了，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吧。

著名的“小人物”

在不断地研究探索中，李希凡的理论修养日见功力，观点也日趋明晰。大学毕业后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这时是1954年的5月4日。文章写成后与多家报刊商量，问可不可用，未被理睬，后来寄给母校寻求支持。不旮只知学兄葛懋春在《文史哲》做执行编辑，后来才知道不仅是葛，包括华岗校长老师极力支持的，于是，文章被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当时的文艺刊物并不多，《文史哲》是毛泽东案头常备的读物之一，于是，毛泽东讲到了这篇文章，于是，有了后来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李希凡自己知道其中详细情况，已是在“文革”之后了。当时，李希凡希望结束在人大的学习后能够到某研究所工作，曾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周扬写信。周扬回信时，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那不是战斗的岗位”，因而去了人民日报社。前不久谈到这些往事时，李希凡说：“当时详细情况我不了解，无非是毛主席对文艺界权威统治不太满意，他的思想是希望年轻人快快成长，不要挡住他们的路。”针对李希凡的文章发表最初受阻的情况，当时《人民日报》语言学且的负责人袁水拍曾写过一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可贵的第一枪”，据说是毛主席授命他写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到李希凡，说要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但认为有些地方还太粗糙，要改一改，还要加个编者按。李希凡感觉这些意见都很好。但毛泽东看后生气了，认为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于是后来就有人质问《文艺报》，事情就演变成了文艺界的大事。文联和作协的主席团开会，三位文学界泰斗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都发表了讲话。郭老是“三点建议”，茅盾是“良好的开端”，周扬是“我们必须战斗”……一篇小小文章形成全国文化界、思想界如此巨大的波澜，当然是李希凡如料未及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时他已是“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尽管如此，50年代的这场风波主要不限于学术争论，政治上还远没有发展到后来“文革”那样无限上纲、不遗余力。

“小人物”的苦恼

一夜成名的李希凡，这时仍然做着他的小编辑，直到“文革”爆发前。要说有什么不同，只是发表文章比较容易。1959年，当时李希凡对郭老某些观点发表了不同意见，许多单位如外国语学院、戏曲研究院等都请他去讲。讲了之后，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认为不谦虚，对郭老不尊重等。但李希凡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对曹操重新评价就否定《三国演义》是不对的，连续发表了“《三国演义》和为曹操翻案”、“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艺术形象的曹操”等文章。当时只是从学术观点出发，并未考虑其他。
“文革”中，李希凡并未因是被领袖肯定过的“小人物”而逃其咎，照例也是“文艺黑线下的评论家”，在很多人眼里还是“知名评论家” ，“文艺黑线的许多代表作都吹捧过”，“罪恶”不可谓不大，也照样进“牛棚”，挨批判，不过半截被保了出来。谈到“文革”之初，李希凡说，在打算批判《海瑞罢官》时，江青曾首先找过他，批评他与吴晗讨论历史剧问题是“书呆子气”。她的批评，大概也是毛主席的意见。当时李希凡并不知她就是领袖夫人，如果知道她代表的是主席的意见，李希凡说自己也许就是另一种态度了。然而，当时李主并未听进去，也就没领会学术之外的意图，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一来“罪过”可就大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等可怕的帽子便铺天盖地而来，受冲击自是不可避免的了。好在所有的上级都对他很好，这也许借点老人家的光。
做了32年编辑，李希凡业务之外的研究工作多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不仅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也给《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多家报刊写文艺评论，尤其对鲁迅作品、鲁迅辽宁省着强烈爱好，始终作为重点着力进行研究，先后有两部专著问世。

（王 静）

蒋 民 华

蒋民华（1935- ）浙江临海人。著名晶体材料学家。1956年山东大学华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硅酸盐学会晶体生长与材料分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曾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初 识 大 海

1952年，新中国实行第一次全国统考，自幼聪颖好学的蒋民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大学化学系。那一年他刚刚16岁。从此，他走出家乡那卒小小的山城，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大学生活紧张而又丰富多彩。学习之余，同学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海边，在那里可以领略海的胸怀和奥妙，感受海的气魄和力量。有一天，几个伙伴相约乘坐一叶小船出海观光。当会游泳的同学纷纷跃入海中，只有不识水性的他孤单单地留在船上。“我要是会游泳，那该多好呀！我要在大海里搏击！”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撞击着他的心扉。“民华，快下来！这里的水一点儿也不深。”这时，他看到叫他的那个同学大半个身子露出了水面。他不知道这个同学会踩水，其实水深得很呢！蒋民华再也按捺不住，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谁知一下水，双脚根本够不着底。他顿时慌了，手脚乱扒，谁知越扑腾越往下沉。咕噜！咕噜！一连喝了十几口水。同学们一看，情况不妙，连拖带拽将他弄上了岸。再看蒋民华的肚子，已经鼓得像一个大西瓜了……
此次的海上历险，对他的震动很大，“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生性不服输的他，下定决心要学会游泳。蒋民华从小性格倔强，寡言少语，只要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底。他在悄悄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了。时适暑假，同学们回家了，往日喧嚣的校园变得寂静了。他没有走，每天除了完成学习任务之外，必定要去海边学游泳。没有人教，他就靠自己良好的悟性和坚强的毅力，摸索体会浮水的要领。不管是刮风下雨，一天也不曾间断过。不知晒蜕了多少层皮，不知喝了多少口水。最后，他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畅游了。
征服大海的胜利感，给予了蒋民华无限的自信。

“中国人，了不起！”

1979年10月的一天，作为刚成立一年的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所长，蒋民华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他受派前往西德，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术交流访问。
豪休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晶体学家、科隆大学结晶研究所所长，一位博学正直、神事业为生命的科学家，带着日耳曼民族固有的傲气，谨慎地欢迎这位来自神秘而落后的国度的同行。通过不断接触，豪休教授不得不对他的中国同行刮目相看了。他不仅没料到蒋民华的英语说得这样好！他知道像蒋这样年纪的人只学过俄语；他还为蒋民华敏锐的专业眼光惊讶不已。当蒋民华提出要在此期间探索一种新晶体时，豪休教授再次惊讶地连连摇头。在他看来，寻找一种新材料从文献调研、配方摸索、晶体生长、加工测试，往往需要一年或几年的时间。3个月，绝对不可能！
金秋时节的科隆是美丽的。尽管是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但蒋民华无暇观光游览，整日泡在实验室中，一次又一次地实验、配方、生长。终于，在他离开科隆前夕，一种新晶体诞生了。豪休教授惊诧之余，赞不绝口地说：“中国人，了不起！”今天看来，这种名为Z的晶体材料，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晶体本身的价值，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科研素质。它让德国了解了中国。自此开始，连年有山东大学晶体所的学者和研究生到科隆工作、学习。
西德之行，使蒋民华了解了国际科技的发展，看到了本文的先进之处。同时，也看到了我们自身的优势和潜力。豪休教授的临别赠言，常常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想采蘑菇，就到森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

（蒋宛莉）

四、校史钩沉

蔡元培先生与国立山东大学

蔡元培（1868-1940）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字鹤卿，号孒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人们对于被誉为“学界泰，人事楷模”的蔡元培先生，了解更多的是他出任北大校长期间，提倡学术研究与学术民主，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民主管理与教授治校，革除了中国复活节教育的种种弊端，开创了高等学校的崭新格局等等。而对于蔡先生和山东大学的一段历史渊源，却鲜为人知。正是由于他的悉心关注和大力扶持，才使国立山东大学（原国立青岛大学）学风日新，声誉日上，赢得了国内外的好评。
由奉系军阀张宗昌在1926年重新组建的省立山东大学到1928年，由于国民革命军北代进抵山东，直指京津，张宗昌败逃，奉系军阀崩溃，省立山东大学也即停办。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泉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在省立山东大学基础上，在济南重新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由何思源泉任主任组成11人的筹备委员会。当时因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日军拒不撤兵，筹备工作无法进行。
1939年春，中日就济南问题达成协议，日军撤走，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回济南。此间南京政府教育部对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进行调整，由何思源、王近信、赵畸、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蔡元培9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并推定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夏季蔡元培曾携眷至青岛小憩，住在已停办的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的小楼内。在筹备中，他力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设在青岛。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海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且“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筹备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报请教育部批准，遂决定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重新组建，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校名称国立青岛大学。蔡元培亲自题写了校牌，并推荐他的高足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对于学校的经费问题，他还亲自致函南京中央政府监察院院长吴敬恒（稚晖），敦请协赞解决。信的内容是：

稚晖先生鉴：
杏佛兄弟，询知先生在京好为慰。兹有启者，山东旧有山东大学，又有私立青岛大学，现教育部取消两大学，而设一青岛大学，似乎又多设一大学，而实则并两为一也。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一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其经费预算年60万元，拟请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24万元，而市政府与胶济铁路各出6万元，省政府原拨各专门学校经费28万元，后即移作山东大学经遇，减去4万元，本无问题，惟中央应出之费，闻业与财政部宋（子文）商及，尚无确切答复。弟因研究院关系，未便再向要求，欲请先生向子文切实一言，如能请蒋主席对宋谆嘱则尤善。除由何仙槎（思源）见面详陈一切外，专此奉托。
并祝
道安
弟蔡元培八月三日（民国十八年）

1930年夏，国产青岛大学筹备就绪，校长杨振声到职。秋季招收新生，开学上课。杨校长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各派“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广聘专家学者来信任职任教。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闻一多、张煦、梁实秋、黄际遇、蒋德寿、汤腾汉、傅鹰、曾省等等，均应聘到校。学校重建伊始，即有齐整和较高水平的师资阵容，这确是蔡元培卓识远见的结果。在此期间，国立山东大学（1932年仍恢复此名）培养出臧克家、汪志馨、庄孝僡、张致一等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为此，这一阶段的国立山东大学，向被大家称之为“兴盛时期”。蔡元培与山东大学的这段历史渊源，将在山东大学校史上闪光着光辉的一页。

（李彦英）

保持高品位、扶植小人物的《文史哲》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学术理论类期刊之一。至今，它在学术领域已耕耘了将近50年，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近来年，《文史哲》连续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1988）、山东省优秀期刊一等奖（1991）、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华东地区优秀期刊一等奖（1993）、山东省十佳期刊（1997、1998）、华东地区最佳期刊（1997-1998）、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1998）。其转载率多年保持在80%左右。1997年转载率高达95.32%，在刊发的107篇文章中，转载者达102篇次。1998年，《文史哲》刊发文章被《新华文摘》主体转载达11篇，与《中国社会科学》并列第一名。

编辑学者化是保持学术高品位的保证

《文史哲》的主编一直由学者担任，首任主编是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后来的主编刘光裕、孔繁、丁冠之、韩凌轩、蔡德贵等，也都是某一学科的专家学者。这就使杂志能牢牢把握住学术质量，始终保持学术高品位。《文史哲》创刊后即把“严肃严谨，求是求真，繁荣学术，扶植新人”作为办刊的宗旨，一直坚持下来。由于办刊方向明确，《文史哲》很快得到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的支持。有的学者把自己的最得意力作，首选《文史哲》发表。近几年来，编辑部全体成员进一步明确办刊方向，紧紧抓住巩固和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这一根本不放，不断扩大影响。大家认真分析了杂志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如出版方向、市场定位、内容质量、装帧印刷、经营管理、队伍建设、编辑现代化、经费筹措等等，一致认为，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抓主要问题，这就是巩固和发展《文史哲》的优势和特色，保持学术高品位。为此，编辑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严格审稿制度。采取三级审稿制，杜绝关系稿，使政治方向不明确和学术水平偏低的稿件不能混血竽其间。2、有计划地瞄准国内外知名学者，保证每期都能刊发一两篇名人力作，这些文章刊发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转载率很高。3、有计划地组织专栏，发表力作。在世纪之交，面临人文学科被忽视或被轻视的现实，编辑部及时开辟了“人文学科世纪回顾和展望”的专栏。由于专栏开设及时，刊发文章有深度，编辑部不断收到赞扬和支持该专栏的信件和稿件。4、适时组织学术会议，扩大刊物影响，取得学术界支持。5、严格执行编辑规范，花大气力降低编较差错率。6、聘请名流学者充任顾问。1997年第4期，我们聘请了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一流学者季羡林、臧克家、饶宗颐、任继愈等29名顾问，他们为本刊赐稿、荐稿，好稿源源而来，《文史哲》声誉不断提高。季羡林先生说：“山大《文史哲》为蜚声海内外的高层次的学术刊物，仰慕已久，其中文章颇读过不久。”他为杂志扩版题词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顿有一登龙门之感。”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也题词说：“开拓万古之心胸。”

扶植小人物是刊物保持活力的关键

《文史哲》从创办到今天，一直注重对青年学者和小人物的扶植和培养。在创刊的当年，山大文科的同学就注意到该刊偏爱小人物。当时中文系系主任是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吕荧重重，有次他因为要去北京开会，将文艺学的课停了一段时间，给同学们留下书面作业，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阳春面点分析、解剖一个文学上的典型，写自己的学习心得。一年级文艺课代表李希凡交了一篇作业，题目叫《典型人物的创造》。吕荧从北京回来看了后，认为有见解，稍作修改就推荐给《文史哲》社长华岗，华岗也很称赞这篇文章。结果一年级大学生的这篇习作就发表在1951年第4期的《文史哲》上。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小人物文章。1953年，李希凡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班读研究生，他又给《文史哲》寄去一篇在母校上学时写的文章《略谈〈水浒〉评价问题》，发表在该刊1954年第4期。随后，李希凡又寄去与蓝翎合作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在当时还找不到园地发表的文章，很快发表在1954年第9期上。文章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同年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该文予以表扬。这封信一发表，就震撼了全国学术理论界，结果引发了一场长时间的全国性红楼梦大讨论，《文史哲》也由此引起全国各界的注目，名声大振。
当时，具体负责和小人物联系的是年轻编辑葛懋春老师，但大政方针都是由华岗社长确定的。华岗特别重视小人物和青年学生，明确地提出一个编辑原则：尽量使每期杂志都出现一位新作者。所以，葛懋春本人的处女作《从昌潍土改工作中看封建剥削》，就是经赵俪生推荐，发表在1951年第3期上。汝信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发表在1956年第1期上，李泽厚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发表在1955年第2期上。钟肇鹏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文章《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庞朴对先秦诸子研究的文章《公孙龙言犹在耳辩哲学批判》、张传玺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文章《武定彝族地区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及其破坏》、郦纯对太平天国研究的文章《略论太平天国的田赋制度》，也都是在《文史哲》上首发的。
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哲史》继续发扬扶植小人物的传统，发表了不少青年学者的新作。由于年轻人思想敏锐，能抓住热点问题，所以他污染文章发表后，大多转载率很高。如何中华、王学典的文章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刘长明的文章被《新华文摘》先是论点摘登，后是全文转载，并被其他五六家报刊转载。
正是编辑学者化和大力扶植小人物这两条根本措施，保证了《文史哲》既能保持学术高品位，又能不断创新，推出思想活跃的新作，从而使杂志赢得了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厚爱。

（耿玉晶）

一代大家的珠联璧合之作

山东大学校歌，创作于1962年10月。由时任我校校长的成仿吾同志作词，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同志谱曲。
山东大学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重点大学，能有一首反映学校特点的校歌，是师生多年的夙愿。根据记载，30年代初，学校就曾动义谱写校歌，供师生集体活动时歌唱。但由于当时的战乱环境，一直未曾如愿。1958年，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成仿吾同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此时，学校由青岛迁来济南。经过几年的建设，至1962年，学校的教学、科研、师生的生活渐趋稳定。拥有自己校歌的呼声，在师生中高涨起来。大家提出由曾写过《陕北校歌》《华北联大校歌》歌词的成仿吾校长作词。成校长根据师生的要求，创作了激动人心的《山东大学校歌》歌词：“东临黄河，南望泰山，这儿是我们学习、劳动的乐园。共产党和人民给了我们一切，教我们发展德智体，又红又专……奋斗啊，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啊，为了人类解放事业……”由于当时正是贯彻“高教六十条”的时期，全国高教战线都在强调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增加社会实践，加强劳动锻炼，把学生培养成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因此，成校长在当时的背景下写的这首歌词，就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歌词写好后，成校长请当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生郑律成同志为之谱曲。郑律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曲作者，作曲风格豪迈奔放，铿锵有力。他根据成校长的歌词精义，谱写了曲子。从此，这首校歌成了一代著名教育家与一代著名作家家的珠联璧合之作。
校歌在校报刊出后，立即在全校师生中传唱开来。此后，凡许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举行运动会、开展文艺活动，师生们都意气风发地高唱这首校歌。那“又红又专”的行为准则，要努力“奋斗”的号角般的语言，以及对学校校址“东临黄海，南望泰山”的自豪感，激励着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在山大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
“文革”期间，成校长成为错误批斗的对象，他作词的这首校歌也归于沉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首校歌在改革的春风中重新唱响。现在，它已是学校兴趣行大型活动的必唱歌曲。每年新生入学，学校都把教唱校歌作为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每天早晨的广播，也以校歌的曲子作为序曲。伴随着操场上晨练的师生，山大校歌那豪迈有力的旋律，回荡在校园的晨曦里。
《山东大学校歌》在山东大学的历史上，在广大师生的心目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发展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的今天，它依然鼓舞着师生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热情，发挥着激励全校师生爱国爱校的重要作用。

（曾繁仁）